吴宓：一切照搬苏联，数千年中国文化已亡

合众声摘要：

对于当时一切照搬苏联的社会现象，他多有怨言。“中国近日所励行之政治、经济、教育等改革办法，无非抄袭苏联，一切恪遵照办，而中国及中国文化已亡，所不待言者矣！哀哉！”又说：“今日无事不遵依苏联，为苏俄效力共命。又无时无地无一事一人非宣传。以宣传巩固政权，推进军事，以宣传为文化教育。而中国及世界数千年之学术文艺、典章制度、风俗道德，悠忽澌灭俱尽。今之少年以及以后之老壮男女，更不能梦想世界人类尚有如彼美丽光明广大自由之生活与境界也矣！

本文主要参考王本朝著《『吴宓日记续编』研究》

吴宓是极纯粹的传统文化的信徒，他始终怀有文化救国的理想信念，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里，他所信仰的中华文明被彻底边缘化了。他忧心忡忡，担心数千年文明古国之中华，因新的信仰和学说而毁于一旦，或因阶级利益而不顾，或因谋事者“志骄气盈，冥行猛进，孤注一掷”而“玉石俱焚”。

国学大师、教育家吴宓

当时正值新中国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蓬勃时期，“全国之人，皆忙于开会、学习、运动”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已被边缘化，而吴宓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异类，其处境就更加微妙。他深感“此国非吾国，此世非吾世也”，他害怕“全世人皆变为单调枯燥之印版式动物生活”，希望“眼不见为净”，但他又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现实。

他发现社会到处弥漫着虚浮之风，对比革命时期的“崇真务实，艰苦奋斗”，而今“专务虚文，不求实益，章训琐屑，命令纷繁。又惟事宣传，以蒙蔽耸动为能”。他认为，“大多数中国人民，皆勤劳而明白道理，此乃‘民之禀彝’，亦千百年教化之结果”，“今之务宣传者，则欲锄而去之，另以一套道理、一串事实、一样语调，强其受纳遵从”，由此带来“愚者不解，黠者貌袭以为己利，多数人直不愿闻问，仍以处事之机智，敷衍响应而已”。

1962年10月，吴宓参加ZZ学习，讨论国内形势，他发现工农业随处可见“以伪乱真，虚造浮报”，感叹“民德、民俗已大败坏”，“人皆自私，重货财利益，而毫无道德、义务之观念”。

在他看来，当时社会现实之所长“在其组织之坚、纪律之严与意志之勇决”，其短处在“不顾历史与传统，不深体中国人之性情，而缺乏智慧之圆融”，社会“用民力太过，征调太繁，诛求太急”。他批评有些人是“搅乱精”，“到处意图翻乱”，陷入狂妄自大，“自恃其才武与朝气，不能忍让，不屑为天下”，“不顾实际，一味雄直自喜，遂至变友成敌，以一对十，孤立无援，覆疎，奈何！”显然，虽然他一生志在文化与教育事业，但他也一直秉承着传统知识分子的淑世传统。

钱理群先生作序，中青报最佳专栏——“钩沉”结集《民国风度》已在南翔书苑上架，从故纸堆或者人们的记忆里，钩沉起民国79个人物，他们是名校校长、是报人、是知识分子、是外交家、是金融界的精英……民国并非是一个盛世，可偏偏又是大师辈出的时代，自成一派铮铮风骨。

对于当时一切照搬苏联的社会现象，他多有怨言。“中国近日所励行之政治、经济、教育等改革办法，无非抄袭苏联，一切恪遵照办，而中国及中国文化已亡，所不待言者矣！哀哉！”又说：“今日无事不遵依苏联，为苏俄效力共命。又无时无地无一事一人非宣传。以宣传巩固政权，推进军事，以宣传为文化教育。而中国及世界数千年之学术文艺、典章制度、风俗道德，悠忽澌灭俱尽。今之少年以及以后之老壮男女，更不能梦想世界人类尚有如彼美丽光明广大自由之生活与境界也矣！”对于一位习惯了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，一下子要按照一套思想来行事，他明显力不从心。在课堂上，他不能像当时许多老师那样流畅地讲征引马列经典著作，不善运用那个时代的流行话语与教育体系，因此而使部分学生和同行不满，并引来一些麻烦。

他还对男女老少之生活思想爱好嗜好被严厉管束很不满，认为这种“处处干涉，事事制定，不许稍有自由，不许暂得静息”的做法太过分，“若法令久行，真不知众生成何相，人生是何况味”。在这种社会下，“人生关系之每一方面，皆失精华而存糟粕，无理想而重俗务，乏慰乐而多责任，缺享受而烦供给”。

吴宓在旧社会就是个浪漫不羁的情种，如今恋爱也要上升到政治高度，自然与现实扞格不入。在他看来，“道德生活千古一辙，今之位居党之要职者，仍有倚势恣为男女‘恋爱’（苟合，玩弄）而破坏并阻抑他人婚姻及爱情；及彼一旦失势，则其一切行事为罪状，他人又尽量诘发，上级则从严惩办，以‘坏分子’劳动改造，其中亦不无冤抑之处，而其所牵涉之诸多男女，则祸福苦乐，随从而颠倒升沉，莫可申诉。一部《石头记》，仍是一部《石头记》也！”情感生活，古今中外并无本质不同，横加干涉，既使社会了无生趣，也会弄出许多冤屈来。

恋爱受管束，思想也要绝对统一，吴宓更是痛苦难当。1955年5月6日，他在学校大礼堂听重庆党校教务长讲座“辩证唯物主义”，“历时过久，甚倦”，感叹“今之哲学，只为无产阶级革命与国际政治斗争服务，只有宣传与训练，顾安得有哲学？”

他认为当时社会治理的根本错误在于折腾过甚 。“盖务争杀劫夺而不行仁义道德。又不事休养生息、无为而治，使中国之民皆自愿为之效死，而劳扰之、束缚之、困迫之、训责之、整齐之、改造之，至于过急过甚。此实违悖治道之大本，尤不合中国之民性。”

又说：“虽云一切皆经改造，一切皆胜昔年，然按之实事，许多人存心行事，其公忠为国，勤贤尽职之外，并未大易于解放之前。实则善者自善，恶者恒恶。法律制度易变，人之本性难移”。这样的反省，即使放到今天，也不失深刻吧。

20世纪50年代，国家发起“除四害”运动，麻雀便是其中一害。他有感于重庆北培区86万只麻雀之死，写了一首诗：

昔见空城鸟雀飞，如今鸟雀陷重围。国亡种灭寻常事，到处人心是杀机。

不难发现，这诗既是诗人“痛哉汝麻雀”的悲悯，更是诗人感时忧国的哀鸣。吴宓哀麻雀，又何尝不是哀自己；哀自己，又何尝不是哀悠悠中国。麻雀的活泼生命，个人的人生际遇与国家的前途命运在这里浑然交融一体。人们常说“时代的一粒灰，落在每个人肩头都是一座大山”，但孤独的个体的坚守并非毫无意义。吴宓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，同时又充分利用这种身处“新旧姻缘”的独特遭际，为后来人留下了一曲时代悲歌，这便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。

钱理群先生作序，中青报最佳专栏——“钩沉”结集《民国风度》已在南翔书苑上架，从故纸堆或者人们的记忆里，钩沉起民国79个人物，他们是名校校长、是报人、是知识分子、是外交家、是金融界的精英……民国并非是一个盛世，可偏偏又是大师辈出的时代，自成一派铮铮风骨。